曾经有人问笔者，你唱哪首歌时情绪会特别激动。
答案是：《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每当唱到“大河”后面的长音时，笔者总是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不知道这种情绪来自于哪里，但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这部电影和这首歌一样，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
关于这首歌和这部电影，还有很多故事。
一、《上甘岭》拍摄背景，所有主创和演员实地考察
1952年11月，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挫败了美韩军的进攻，迫使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毛主席在听了关于上甘岭战役的汇报之后指示，把这场战役拍成电影。
任务落在了距离战场最近也擅长军事题材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这里，导演沙蒙和林杉带着主创人员先到上甘岭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采访了上百位上甘岭战役幸存的战士，一共记录了5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
一开始主创人员计划拍一部上甘岭战役的全景影片，但不论是从经费考虑还是从艺术出发，都是不科学的。最后沙蒙和林杉决定将电影的视角聚焦，集中到上甘岭特功八连身上，从一个连队一条坑道着眼，这样拍出来的电影更为生动，人物更为鲜明。
在选定好演员后，演员们也一起来到上甘岭战场实地感受，据演员们讲，停战后的朝鲜真的是青山绿水风景秀丽，但一到上甘岭景色就变了，整片山头上没有树木，全都是黑色的碎石和尘土，即使是多年以后在土里依然留着很多弹片，可想而知当年战斗的惨烈。
《上甘岭》电影的外景是在朝鲜实地拍摄的，电影军事顾问也是当年上甘岭战役四连指导员赵毛臣亲自操作郭留诺夫重机枪射击，剧组进行实地录音，因此我们在电影中听到的机枪声那可都是真的。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剧组将内景也就是坑道戏搬到了国内拍摄，为了拍摄的效果，主创人员并没有按照实际坑道的大小和环境进行布置，电影里的坑道比实际的坑道不仅更为宽敞，环境也相对较好，这是从电影创作的艺术上考虑的，当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
二、众多人物的原型
《上甘岭》中主要人物包括八连连长张忠发，通讯员杨德才，女卫生员王兰，还有师长、一排长等人物，这其中关于他们的原型是谁，有必要细说一下。
八连连长张忠发的原型一直以来流行的观点是134团七连连长张计发，毕竟名字只差一个字嘛。但实际上从张忠发所担任的八连连长职务和所在的坑道位置考虑，他的原型还应该包括特功八连连长李保成，甚至还可能有四连指导员赵毛臣的影子。
有意思的是，饰演张忠发的演员高保成居然和李保成只差一个字。此外，片中张忠发当过师长的警卫员，这个细节可能来自于牺牲在上甘岭的15军警卫连王虏，他当过军长的警卫员。
师长的原型比较明显，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时任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这位开国少将出身于东北军，在直罗镇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后来加入红军成长为一名将军。他在上甘岭战役中的名言是：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如果我牺牲了，由副师长代理我的位置。
但是，由于片中并未提及师长的姓名和具体职务，从他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气质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师长的身上可能凝聚了十五军和十二军所有参战将领的形象。
通讯员杨德才的原型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争议，很多资料包括这个角色的饰演者张亮都认为原型是黄继光，毕竟黄继光当年也是通讯员。
但片中我们看到杨德才最后用胸膛顶住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画面，这更像是和黄继光同一天牺牲的苗族战士龙世昌。要知道，龙世昌是没有遗体的，因此说杨德才这个角色原型是龙世昌似乎也没有问题。
笔者认为，杨德才的原型并不能单指某一位战斗英雄，仅仅在10月19日大反击这一夜，就有赖发均、欧阳代炎、龙世昌和黄继光四位战斗英雄和敌人同归于尽，如果扩展到整个上甘岭战役，这个数字是三十八人，因此杨德才的原型应该是他们所有人。
唯一在原型上没有争议的人物是女卫生员王兰，因为这个人物就是导演在听到卫生员王清珍的事迹后增加进去的。而她在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无疑就是那首经典的《我的祖国》。
三、一条大河波浪宽
1956年，正在江西南昌写《红孩子》剧本的乔羽接到了《上甘岭》导演沙蒙的邀请，为电影写一首歌，和他合作作曲的是老搭档刘炽，他们刚刚合作完成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当时整部电影主要戏份已经拍完，只剩下坑道里唱歌这段戏，剧组还没有解散，就等着乔羽和刘炽把歌写出来了。
沙蒙告诉乔羽，他对这首歌没有任何具体要求，只希望能达成一件事，什么时候这部电影没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乔羽在招待所里呆了半个月，每天沙蒙都会去看他，也不说话，坐下来陪一会儿就走，这反而让乔羽压力倍增。
忽然有一天下大雨，房间外边空地上有雨水汇集成的小水沟，一些孩子在水里快乐的玩耍，这个场景让乔羽灵感迸发，写成了《我的祖国》的歌词，一开始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条大河》。
沙蒙看了歌词问乔羽，“一条大河”是长江吗？（风吹稻花香两岸），乔羽回答是。沙蒙不解：为什么不直接写万里长江波浪宽？
乔羽告诉沙蒙，每一个人关于故乡的记忆中，几乎都会有一条大河，也许那条河并不大，但在记忆中就是一条大河，只写长江就狭隘了。
作曲的刘炽比起乔羽来也不轻松，他将自己关在招待所里，房门上贴上“刘炽死了”的纸条拒绝打扰。
刘炽找出1949-1955年人们最爱听的歌曲，然后一遍遍不分白天黑夜地唱，唱累了就用笛子吹，一度让整个剧组不堪其扰。
最后刘炽在选定的十首歌曲中找到了一首《卢沟问答》，把这首歌的头半句“永定~~~河”拿来当《我的祖国》的开头，整首歌于是一气呵成。
词曲完工，乔羽又向沙蒙推荐了当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演唱这首歌，郭兰英接到任务后一直想知道“一条大河”到底是哪条河，但没人告诉她，于是郭兰英就在自己的脑海中呈现出了无数条大河的影子。
可以说，沙蒙当初的设想是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至今，《上甘岭》依然是大家爱看的经典电影，而《我的祖国》更是像《歌唱祖国》一样成为人人会唱的歌曲，经典流传，永久不息。
四、《上甘岭》拍摄细节
在我国数量众多的战争电影里，要说笔者小时候最爱看哪一部，答案就是《上甘岭》。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甘岭》里的战斗场面比较激烈，而且很多其他电影里没见过的武器装备都有，比如带着盾牌的郭留诺夫重机枪，机枪上有个大圆盘子的“大盘鸡”，甚至还有喀秋莎火箭炮。
此外，我军连一级的战斗单位都配备了报话机也是其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电影里见不到的。
上甘岭战役有三宝，坑道、手榴弹和火炮，在电影里几乎完全再现出来，比如那种明显个头比较大的手榴弹就非常引人注意，当然还有长杆的爆破筒。
这些经典的装备都被《上甘岭》电影完美再现出来，而且剧组设置的炸点很多，使用的炸药威力也大，营造出来的战场气氛非常激烈，这都是吸引少年们追着看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上甘岭》里有数量众多的美国兵，可当时咱们国内没有这么多外国人，实际上整个剧组里也没有外国人，那这些大鼻子的美国兵是哪儿来的呢？
原来，这是战士们用纸给自己做的大鼻子，每天拍戏前战士们都要把纸壳做的大鼻子粘在自己脸上，一天下来呼吸困难不说，还把自己的真鼻子弄得通红。
而《上甘岭》电影中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细节无疑是缺水。演员们粗糙的皮肤和干裂的嘴唇，让观众们看得感同身受。
片中一排长讲“望梅止渴”这一段非常有意思，他无疑是在原作基础上加入了自己改编的东西，尤其是等到他讲到咬酸梅酸掉牙的时候，相信很多看电影的观众也都会不自觉生出口水来。
可以说，《上甘岭》这部电影给很多观众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增强了节约用水的意识，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流淌的水龙头时都会突然想到，要是这些水能运到坑道里多好。
五、关于《上甘岭》的一些争议
虽然《上甘岭》是公认的经典电影，但该片从首次公映起就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集中在三点：
一个是战争场面并没能展现上甘岭战斗的惨烈。以特功八连为例，这个连一共打光过3次，增补过800多人，到战役结束一共只剩下8个人（撤下来的的时候又牺牲两人），原来的八连则只剩下3个人，其惨烈程度远比电影展现的高得多。
二是坑道作战的画面没能展现坑道真正的样子。实际的坑道只有一米多高，有时候连站直身体都不能，里面人太多，空气污浊，气味非常难闻。有很多重伤员在坑道的艰苦环境里为了不影响战友始终不发一声直到牺牲。可以说，真实的坑道要比电影里的坑道艰苦很多很多。
该片军事顾问赵毛臣就曾受到过一些战友的批评：毛臣啊，你呆过的坑道是电影里的样子吗？
三是女卫生员王兰这个角色并不真实，因为当时上甘岭前线坑道里并没有女卫生员，王清珍是在五圣山后方的坑道里。至于曾到前线坑道里工作过的女翻译刘禄曾，她是24军的，并没有参加上甘岭战役。
其实，不光是这些，大家还可以注意三个细节，一个是杨德才牺牲时没有他和敌人碉堡同归于尽的画面。另一个则是女卫生员王兰的脸和衣服始终是干净的，这当然不符合坑道的现实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坑道里莫名出现的小松鼠，这当然也不是历史。
为什么导演沙蒙和林杉要这么拍呢？
笔者认为，这个答案也可以从魏巍的不朽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找，魏巍在文章中叙述过好几件事，其中就有非常惨烈的松骨峰战斗。
但是魏巍在文章的末尾，还有那位一口炒面一口雪的战士所说的话，都展现了他的创作思路，和平是多么难得，多么美好，我们应该珍惜。
其实沙蒙和林杉的电影创作思路何尝不是这样，他们用电影告诉观众的不仅仅是热血和惨烈，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爱的松鼠和美丽的王兰，都是这样。
据说，沙蒙一开始也对坑道里出现王兰这个并不存在的女卫生员有些担心，但他采访到的很多上甘岭战役幸存的官兵都坚决要求，坑道里应该有王兰，必须有美丽的女卫生员。
笔者想，也许这就是《我的祖国》最后一句的深意：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我们不惧怕战争，我们能打赢战争，但我们打赢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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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21/3/10 22:29:4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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