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调之妙用

(2013-07-24 16: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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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诵之妙用多矣，今人之论述已详。而茹经先生百年前研究吟诵之深，实为罕见。不但有“平长仄短”等规矩之说，于吟诵之妙用亦论之颇详。“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又必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出乎规矩之外，而又扶之以浩然之气、正大之音，格物致知，所以充其用也。”[1]今就茹经先生所论，整理归纳数点，以供学者参考。

吟诵以激发文气。前文已论桐城派因声求气之说，如姚鼐《与陈硕甫书》云：“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曾国藩曰：“先之以高声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此皆扼要之论，而至茹经先生更明言鉴赏古诗文，须以吟诵之法，揣摩其气势，领会其精神，进而知作者之音，会作者之心。先生引张廉卿言曰：“学古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因之而并显。”又受教于吴挚甫先生，得知“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堕、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无之而不合。”故笃定文章之道，所以盛者实在于声，必致和声乃可鸣盛，以此为其论文之大要也。唐夫子论文概括为十六字诀，曰：“气生于情，情宣于气，气合于神，神传于情”，善读者自能达于神气，而唐调最重文气，以此读文，最为合宜。

吟诵以体会声情。茹经先生《国文大义》专立“论文之声”一节，极其精审。夫子极喜读欧阳文忠公古文，吟诵唱片中亦以六一文为多，故体会尤深，如读《秋声赋》“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拜，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街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一段，则曰：“读情韵之文，宜淅沥萧飒，如波涛夜惊之声。读气势之文，宜奔腾澎湃，如千军万马之声。”读状琴声之“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一段，则曰：“读凄惋之文，宜凄然以促，如风雨夜至之声。读华贵之文，宜舒然以和，如雌雄雍雍相鸣之声。”[2]由永叔之文章，而随意生发读文奥妙，非精于吟诵者，不能为也。弟子吴霖先生回忆，夫子曾读自作《蚧簖记》至“明发不寐，闻鸦声呜呜然，与他乡迥异，则念吾亲之恩斯勤斯者，而今安在也？日方晡，闻邻舍读书声，则念吾亲之顾我复戒育我者，而今安在也？夜阑，闻人家呼儿声、闭户声，则念吾亲之倚门以望者，而今安在也？蚧簖可以常存，而吾亲不能常存，曷禁悄然以悲，泫然以泣也！”时声泪俱下。可见，声可以引情，乃至于入情入境矣。

吟诵以领会精神。唐夫子曰：“文章之妙在神气情三字。……而最宜注意者，在顿挫之间。盖初学读文往往口中吟哦，而心不知其所之者。唯于段落顿挫之际，急将放心收敛，则我之神气始能渐于文章会合，且一顿一挫之后，必有一提或一推，细加玩味，则起承转合之法，不烦言而解矣。”文章之精神、章法，皆可在吟诵中领会，此唐夫子所独到之处也。其弟子亦往往得益于此，如钱仲联先生云：“方块汉字一字一音，具有平仄阴阳之特点，古代韵文散文通过朗诵可以因声音以领会作品之精神，但看书、翻书则不能达。”文章之精神即阴阳刚柔之美，曾国藩《古文四象》言之详矣，而吴挚甫、唐蔚芝、钱仲联一脉相承，得其真传也。然至于今日，奄奄断矣。不吟诵，不能会通古人，不能得其精蕴，安求其能作文也？

吟诵以修身养性。学者贵乎传道，学习之旨在于修身，而后乃能治人，此儒家之教，而茹经先生所尤重视者也。其《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此政治学之大原也，而文学亦荄滋于此。盖规矩者，形也，通于形之变化离奇，则进于神矣。音律者，声也，通于声之抑扬徐疾，则敛于气矣。……无非求之经纬而已。”而此规矩不但在文章之中，亦关乎其人之人格性情：“天下惟谨守规矩之人，乃能为谨守规矩之文；惟胸罗经纬之人，乃能为胸罗经纬之文。”前文已论及文章与人格相统一，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读其文而可知其人，故作者须陶冶性情，使其归于雅正，方能见出格局，《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云：“凡作文必须愈唱愈高，不宜愈唱愈低，其人之富贵贫贱、穷通寿夭、皆可于文之声音验之。”此即吟诵之妙用也，借声音之道，以平和人心，调节性情，是即儒家之乐教。故吟诵者，君子所以修身之术也。唐先生主张“救国必先救心”、倡导“读经救国”，盖以读文能陶冶人心，从而使人心向善，故曰：“读文一事，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注意读文，则精神教育即在于此。”唐先生不但为古文家，亦卓尔之教育家也。

吟诵以端正风俗。吟诵既能陶冶性情，使其归于雅正，则社会和谐，风俗端正矣。唐夫子远见卓识，既有忧世之心，更出救世之策：“今日讲求教育之法，务以敦崇品性涵养性情为宗旨。而感发性情之要，当以读文为根本。”夫子以读经救国为策略，又以读法为先务，不尚空谈，能收实效。故其《读文法笺注序》云：“因乎人心以合乎天籁，因乎性情以达乎声音，因乎声之激烈也，而矫其气质之刚，因乎声之怠缓也，而矫其气质之柔。由是品行文章，交修并进，始条理者所以成智，终条理者所以成圣，即以为淑人心、端风俗之具可矣。”[3]由此可见，儒家之诗教、乐教，未尝废也。六经中《诗经》尚存，而《乐经》何在？或以为亡，而刘濂《乐经元义》云：“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诗者，声音之道也，若夫子删诗，取风雅颂一一弦歌之，得诗得声者三百篇，余皆放逸，可见诗在圣门，辞与音并存矣。……惟所谓诗者，以辞义寓于声音，附之辞义，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管弦则为乐，《三百篇》非《乐经》而何哉？”由此观之，诗教、乐教为一体。而乐教者何在？存于历代吟诵之中也。历代教育家即以吟诵为乐教，培育高尚人格也。唐夫子之文章，及其人格，非其力证乎？文章虽小技，吟诵虽小事，而正人心、端风俗之大事，莫不赖之以成；潜移默化，人文化成，其功至大，实有裨于国家社会之和谐也。故唐夫子论吟诵之奥旨，则曰：“要在养本心正直之气。顾亭林先生谓文章之气，须与天地清明之气相接，故其要又在修养人格。人格日高，文格亦日进。唯天下第一等人，乃能为天下第一等文。皆于读文时表显出来。故读文音节，实与社会与国家有极大关系。”善哉斯言！古今论吟诵者多矣，而立论之高，持论之精，未有过于茹经先生者也。

呜呼！余每论吟诵则不能自已，况论唐夫子之高明耶？信马由缰，洋洋万言，虽竭其力，不能道夫子之万一，实惭愧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