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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ymsf -- 发布时间:2020/4/22 21:41:10 -- 有料│听瞿弦和老师讲解“朗诵三性”,瞬间彻悟了!
有料│听瞿弦和老师讲解“朗诵三性”,瞬间彻悟了! 瞿弦和 声境界 1周前
一、行动性 我们在观看各种演出的时候,曾发现过这样的一些现象:在重要的演出活动中,有的演员紧张过度晕场不敢上场,心动过速脸色发白;朗诵时两手僵硬两腿哆嗦,有的把词说颠倒了自己毫无觉察,有的顺拐走路自己都没发现。还有的人朗诵时自我欣赏、自我意识过强,觉得自己多么美、声音多么甜… 更多的情况是,朗诵一篇文艺作品时,不知自己说出的话要告诉观众什么,不仅听众糊涂,连自己也不明白。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缺乏朗诵的“行动性”。 “行动”是戏剧中的一个常见术语,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有目的的行为称之为“行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句名言:“假如我们称画家是线条和色彩的大师,音乐家是声音的大师,那么演员是什么大师?演员是行动的大师。” 不论是演戏还是朗诵都离不开“行动性”。 我曾分别在话剧中表演和在舞台上朗诵过叶挺将军大义凛然的《囚歌》。在话剧中作为台词出现时,我穿着破旧的新四军军服有同台演员和布景道具,读这首诗时,对象很清楚--针对前来劝降的敌人;目的很明确--拒绝写悔过书,戳穿劝降阴谋,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也就是说,在剧中朗诵这首诗时和说其他台词一样,具有鲜明的“行动性”。 然而,在朗诵会上读《囚歌》,环境变了,没有了布景道具,没有了同台者,并增加了新的交流对象观众,但我仍然想到有假设的同台者存在,仍然把假设的同台者作为主要的交流对象,除增加了向观众直接交流的内容外,朗诵时的思想态度愿望都是和剧中读《囚歌》时一样的,“行动性”依然很强烈。
但是,有的人在朗诵时往往不注意寻找行动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会。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写道: 撑着油纸伞, 作者以“寻求”希望之行动贯穿全诗。 可惜我在演出时没有紧紧抓住这一行动,特别是报幕员在解说词中谈到“此诗表现了不健康的情调”时,我更加注意了表达彷徨、忧郁的情绪,过分注重描绘姑娘的神情和雨巷的环境。节奏拖沓,迫切性没有读出来,而迫切性正是全诗的行动寻求,我在朗诵中把它丢掉了。 结果,自以为情深意长,而观众却不买账。与此相反。如果在朗诵时抓住了行动,不仅可以消除紧张,找到正确的自我感觉还可以使思想清晰态度明朗,使作品有更强烈的感染力。
我参加《歌颂张志新烈士》的朗诵会时,有这样一段经历:演出之前,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闪光灯亮个不停…马上就要开演了。在嘈杂的后台,我镇静了一下自己,将我朗诵的《小草在歌唱》一诗从头到尾默诵了一遍,牢牢把握朗诵的行动为惨死的英雄伸张正义!然后全神贯注地走上舞台。 在长达十多分钟的朗诵过程中,围绕着“伸张正义”我紧紧抓住了回忆、自责、剖析、戳穿、控诉、召唤等一系列的具体行动,使观众时而寂静无声,时而爆发出掌声。 在“如果暴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份量”这一诗句之后,观众的情绪激动,朗诵达到了为英雄伸张正义的目的。
语言是人们相互行动、相互影响、相互了解的工具。 碧尔曼在《论语言动作》一文中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蔑视没有动作性的朗诵和说话,这种朗诵和说话,尽管‘像煞有介事’,很浮夸,但同样没有意义。”这就是说演员不仅在舞台上扮演角色时需要掌握“行动性”,朗诵者在朗诵时也必须具有明确的“行动性”,不能空洞表面地背词,而要向观众解释作者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思想意图,要积极影响听众意识。 郭小川同志的《团泊洼的秋天》一诗,开始有一大段景色描写: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这一段的“行动性”是什么呢?是单纯地抒发对大自然的欣赏和热爱吗?我开始确实这样理解过。但是,这是诗人1975年9月在五七干校期间的作品,那是“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期,郭小川同志正受到残酷的迫害和压制。当我们仔细研究诗句中的潜在含义时,就可以看出,作者是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隐藏着对这静寂的不安和愤懑。 在“四人帮”的压制下,蛙声、蝉声、水声、麻雀声都消退了,一切生命都停止了。这就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形象比喻。根据这些,我把这一段的行动确定为“揭示”。揭示这种沉静是不正常的、不应该的,这是压抑郁闷、可怕的沉静,但终究又是暂时的现象。 行动确定了,朗诵起来就会读得很慢、很沉重,不是给人以“美”的印象,而是给人以“冷”的感觉,冷得如同冰一样。不仅把自己,而且也把观众带进了当年的情景之中。 朗诵是具有行动性的艺术。 一篇朗诵作品行动性的确定,是基于对作品所揭示的内容以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等的深刻理解。朗诵的形象性和音乐性都是在行动性的基础上产生的。“行动性”是朗诵者在整个朗诵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只有掌握了“行动性”,才有处理作品的依据。有了行动性,朗诵者就可以进入作者的心灵;就可以通过体验,将作者的诗句溶进自己的心灵;就可以经过体现,使诗句飞进听众的心灵。
二、形象性 形象,是指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映现实的手段。它是根据客观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艺术概括所创造出来的,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 形象性是文艺作品用形象的特殊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具体、可感生动,能唤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属性。 朗诵的形象性的体现,要求朗诵者在朗诵时通过语言、形体变化等手段,再现作者创造出来的、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并使观众从朗诵者那里真切地感受到。 当我接到一篇使我激动的作品时,随着作品的描写,我常常在脑海里想象出幅幅生动的画面。我仿佛看到那静静的小河,喧闹的街市,战斗着的英雄,胆小的懦夫…
我读艾青同志的著名诗篇《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我想象到艾青同志是在一所监狱中看到雪而想起他的保姆:以村名为名字的保姆-大堰河。我想象到作者是在手抓着监狱小窗上的铁栏杆,眼望着远处被雪覆盖的大地。 于是,小时候一幕情景在头脑中闪现:大堰河厚大的手掌在抚摸着,大堰河在洗衣、切菜、扇火,大堰河在贴画,大堰河因劳累过度而死亡随着诗句的描写,我仿佛就象作者一样感觉到大堰河手的抚摸,看到她辛勤地劳动着。我为她的死而悲痛,因而我的心也激动起来,就如同怀念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裂心的撕痛。 正是这些作者有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创造,使作品飞进我的心灵,溶进我的血液,激起我的想象。如果没有想象出这些生动的图画,朗诵便只能象“背词”,那将是冷冷的、死气沉沉的。 再如《小草在歌唱》这首诗,它是为悼念张志新烈士而作的。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风说:忘记她吧! 多么含蓄、深沉而又有意境的诗句呀!作者的构思又是那么巧妙,使这首诗的开头非常吸引人并且不同寻常。 这一段的“行动性”是在说明张志新烈士的精神永存于天地间的一切之中,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磨灭。那么,诗句产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呢?我设想:作者是站在张志新烈士当年牺牲的刑场上,对着那空旷的,只有小草的刑场,感慨万分而写下来这些诗句。 刑场是什么样的?我没有见过,那怎样才能想象得更具体、更形象呢?
我记起了在报纸上看到的解放军某部战士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曾较详细地描述张志新同志在刑场上牺牲的经过。通过这篇文章,刑场的具体环境在我脑海中逐渐完整起来,张志新烈士坚贞不屈、毫无惧色为真理而斗争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树立起来,甚至可以感到经过这里的风啊、雨啊,它们是在带着痛楚的心情来抚摸张志新同志的英灵。 特别是刑场上唯一有生命力的小草,因为它的躯体已溶进英雄的鲜血,它的思想已同英雄一脉相通,因此她在风中、雨中摇摇摆摆地不停地唱啊、说啊,哭诉着心中的悲伤。 没有联想,没有想象,朗诵者无法进入到作者的心灵中去,也就无法在自己的头脑中展开形象的画面。联想、想象,可以说是艺术工作者的天性。 当他接到一部作品时,随着诗句的描写就会展开带有金翅的联想、想象,把自己置身于诗的生活图画之中,让自己的全身心活跃起来,让这些图画也活跃起来,一幅幅活动的图画构成了诗的活动背景。 朗诵者站在舞台上就象是一个诉说者,他在诉说自所看到的、听到的各种使人激动的形象,他在倾诉自己心中的爱、恨、欢欣、痛苦…他要告诉观众的思想“就象水晶散发出来亮光一样从作品中散发出来”(别林斯基)
虽说联想和想象是艺术工作者的天性,但要想得对、想得丰富、想得深刻,与自己的生活阅历,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分不开。 比如前面所讲的《雨巷》,就与自己距离太远,因此理解得太浅。有些诗则比较容易把握,比如杨牧同志的《我是青年》这首诗。 我觉得作者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我也有诗中类似的经历,正如诗中自我简介所述。想到这些,我的心情便不能不激动,觉得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说说心里话,这些话是带着酸味的杏干,酸中有甜、苦中有乐。这些话一心里的话与这首诗的味道是多么相同呀! 我从我的经历出发,补充、丰富了诗文的内容,诗中的形象便在脑里活跃起来了。想象和联想在朗诵者那里,必须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并符合作品内容才有用。我们要把作品吃透,才能选择出联想和想象的范围。 首先把作品内容所反映的时代、时期、时间甚至包括季节,早、午、晚都要搞清楚。然后把作品所描写的环境地点搞清楚,是外国还是中国,是工厂还是农村,是山间还是湖泊,是宫殿还是街道小巷…… 再有,把作品所描写的人物行为、性格、声音、相貌以及人物的经历等都搞清楚。 另外,作为朗诵这种形式,特别是诗歌,往往以抒发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为主。 在很多政治抒情诗中,并不一定出现具体的人物,而我们研究的人物则会涉及到作者本人,因为诗是作为作者的话体现出来的,作者本人的性格、思想、行为都会倾注在诗句之中。 其次,朗诵者联想和想象的画面不应是死板的、静止的,而要随着诗句的内容不断移动、飞跃,从而赋予这些画面以活跃的生命力。朗诵者通过这些活动的画面给朗诵内容插上翅膀,去感染观众、飞进观众的心田。
三、音乐性 我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朗诵是最枯燥、最死板的。我却以为不然。 不是吗?在一篇文学作品的朗诵中,有时气势磅礴,有时娓娓动听;有时层层递进、一气呵成,有时一字一句从容不迫;静时万籁俱寂,动时倒海翻江。 朗诵的这种起伏跌宕、变化多端的色彩,犹如一首乐曲一样,具有音乐之美。 果戈理曾经说:“……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心灵的声音比音乐远为复杂多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近六十岁时说,他的台词不够表达普希金诗剧全部丰富的内容和那种感人的力量。他希望把他演过的角色重新再演,要加强台词的音乐性。 音乐之所以具有令人陶醉的魅力,是因为它有优美动听的曲调。曲调是按照一定的高低、长短强弱关系而组成的声音的线条。 一般来讲,朗诵时声音色彩的变化称为语调。语调同样也是由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这些因素组成的。 不过,语调与曲调相比,没有曲调那么规整,变化幅度也较小,而且朗诵者的语调需要朗诵者本人创造,而音乐的曲调是作曲家已经规定好了范围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朗诵者的创造过程是个很细致、很复杂的过程。我们常说,作家是写出来的语言的作者,而演员是说出来的语言的作者。创造语调是朗诵者体现作品思想感情很重要的手段。 因此,我们在创造语调时,特别要注意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的变化,使语调能具有音乐的魅力。这就是我所说的朗诵的音乐性。
下面我举例说明我在处理作品时如何从作品内容出发,产生具有音乐性的语调的。 雷抒雁同志的《小草在歌唱》一诗中有这样一段: 看,从草地上走过来的是谁, 这一段描述的是作者由于希望烈士重生而产生的一系列幻觉形象,明确地告诉观众:烈士的精神永存。 我的体会是,朗诵时要真的“看”到张志新烈士向我们走来,看得越具体读起来越有情。 具体的处理是“看”烈士步步走来,光彩夺目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节奏逐渐加快,如同充满希望的音乐由弱渐强。读到呼唤女儿“去拥抱她吧”一句,达到节奏的高点,好似乐队在演奏一曲描述人民和英雄重逢的音乐,仿佛我自己看到了这一感人情景。 然后,突然停顿,从合奏中出现小提琴独奏,深情缓慢地读出:“她是大地的女儿”,使人感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凄凉的感觉,感到在现实中她的确是死去了。 紧接着,再从低到高逐渐加强力量,读出天地日月给了她的生命,使烈士的形象进一步升华,把作品的思想曲尽其妙地表达出来。
富于音乐性的语调的依据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语言的形象,形象的含义本来不光是视觉,还有听觉形象。 朗诵主要是听觉形象的艺术。要让观众听到作者的心声,首先朗诵者自己要先听到作者的心声,从作品中听到人民的呐喊,听到马蹄踏踏,听到大河奔流,听到风声呼呼,听到流水哗哗… 这些借助联想和想象感觉到的声音,便是我们处理语调的依据。 下面举一例说明。 艾青同志的《在浪尖上》一诗中有一段连续的问话:是谁想在天安门前把国会纵火案重演?! 是谁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匈牙利事件 这是诗人将人民压在心底的质问,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段诗的行动是“声讨”,声讨必须有声势。 我想象,这一连串的问话好似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群众一起在声讨天安门事件的策划者。在朗诵时,我变换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发出质问,使用了不同的语调。 我设想这一段连续的问话好象庞大的管弦乐队在演奏中,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交替出现,有轻有重,有快有慢,来自四面八方,声势越来越浩大,最后汇成气吞山河的乐章,也就是这段诗中的最后一句:“到了今天,应当把一切的阴谋戳穿! 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绝不是朗诵者随意说出来的语言,而是经过作家精心雕琢出来的精炼的典型的语言。因此,朗诵者不仅要理解作品的思想,找出行动性,要置身于作品之中想象出语言所包含的视觉、听觉形象,还要运用语音、语言的许多技巧加以处理,才能达到形象、生动、准确、具有音乐性的标准。 朗诵这门艺术是我热衷的事业,它有使人陶醉的魅力,它的艺术境界是无止境的,它那丰富多彩的、变化发展的内容和题材,需要我们永远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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