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从亲历性实践感受中产生的，是从生命中分泌出来的。”在看似共同的时代人生经历中，韩少功往往分泌的是另一种思想知见，显示出对世象辩证的超然与冷静。

在一次关于文学四梦的演讲中，他说道：“如果人性仍然让我们屡感陌生，文学就应该在这里苏醒。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昏睡状态有所觉悟，那也许就是苏醒的开始吧。”

文学会变化，不会消亡

韩少功写作40余年。关注人性，发出灵魂的声音，是他一直坚持的写作态度。

他从湘西走出来，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当代文学史，一份新时期的历史清单。他记录着时代的内心变迁，相信坚持的意义不在于喧嚣一时，而在于“文学重新走向内心，走向我们的感动和创造，走向当代人可能的文明再生和精神圣诞。”

谈到写作，韩少功说：“其实我们的写作也是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这个和80后、90后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时代把我们抛在了一个你无法用个人经验来解释一切的（境地）。你要了解你的过去，你不能不了解和你相关的时代，所以你也不可能回避一些历史变迁。所以我们读书，我们遇到了大饥荒，我们遇到了文革，我们遇到了知青上山下乡，这些事情你都会很自然地一起（写在笔下）。所以这是宏大呢还是小时代呢，这些都可以让理论家们去讨论。不是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作家每天都瞪大眼睛放眼世界，不是这样，但是我也不赞成每个人写自我就够了。因为你的自我就是社会造成的，你从娘肚子里出来你有什么自我？你之所以现在能够说话、写文章，肯定是你和社会发生了交集，社会投下了很多投影在你的心灵中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使用“自我”这个高频率的词。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

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

韩少功显然说得温和一些。“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

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

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韩少功说：“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

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理，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

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有时得一个晚上读一本，第二天把书流转给别人。当时读小说就是人们最大的娱乐。但时至今日，文学娱乐的功能已大量的转交给电子产品了。大家去看看报纸，“娱乐”、“娱乐版”、“娱乐圈”这些词基本上与文学没有关系了。

韩少功也直面文学的衰退，“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但这并非文学的末路。

“它会变化，不会消亡。我们以前谈论文学的时候，经常把一些旧的文学作为一种传感器。比方说，小说啊诗歌啊，戏剧啊评论啊，这个叫文学。其实现在文学范围扩得很大。关于文字的艺术就是文学。而这个文字的艺术现在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新的业态。比方说段子。为什么段子不是文学呢？很多很精彩的帖文为什么不是文学呢？很多视频的节目、多媒体、电视剧，它里面都有文学的元素和文学的参与，这种广义的文学还在发生，还在成长，甚至是朝阳产业。但是某一些文学样式，比如说我们理解的小说散文类的东西，它在慢慢地受到挤压。并不是文学消失了，是文学在发生变化。”

除了文学的形态在变化，更关键的是，“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

住在乡下，我突然觉得时间多了

“有时候我很悲观地说：危机才能带来觉醒。”面对掠夺性开发带来的文明冲击，韩少功心里怀着一种特别的乡愁。

“春夏都在湖南的一个山区，冬天在海南。像我在乡下也种庄稼，我也养鸡。”韩少功此前在采访中聊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乐呵呵直笑。

在外人看来那么惬意的生活，却也给了韩少功很多思考。

2006年韩少功写了《山居心情》，像写日记一样，记录着自己的山居生活。那篇文章里，他贯穿着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思。

“现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对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这样一种态度也许比较可靠。至于这种态度怎样才能成为更多的人的态度，对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

拥有社会觉悟的韩少功说：“一种思想实现社会化和大众化，常常得依托灾难的出现。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残酷？但事实上就这么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乱跑，说乱跑就会摔跤。但你说一百遍，他都可能没有反应，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关于摔跤的真理。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真摔跤了，才会回头，才会长见识和明道理。所以说灾难是最好的老师。牺牲品会有的，但愿你不是，但愿你能躲过一劫。”

《芒果画报》的记者曾经去过韩少功在汨罗的家，跟韩少功只是聊聊种菜，养鸡。“我家梓树瘦弱细长，俨然有骨感美；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最缺德的是阳转藤，一棵乔木或一棵灌木的突然枯死，往往就是这种草藤围剿的恶果。它的叶子略近薯叶，看似忠厚。这就是它的虚伪。”

对于住在乡下，韩少功觉得，“我突然觉得时间多了。因为我以前居住海口，是一个旅游城市，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很多时间浪费在应酬啊接待方面。第二个好处是我对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了多的了解。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三，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

“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就是尊敬我。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对方就可能高兴。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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